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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西方文学史中，戏剧一直是重要的一支：从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，从契柯夫到尤内斯库，都以剧作写就文学史上的辉煌。而戏剧理论也多出于诗人、作家或知识分子之手（如亚里斯多德、雨果、歌德、尼采等），是他们主导了戏剧发展的方向，他们的考虑多是从剧本出发，较少思考舞台演出的问题。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，舞台调度才成为戏剧理论最重要的着眼点，而剧本只是舞台空间里的一个元素而已。二十世纪的语言危机和影像的日趋重要，更使得戏剧全力追求一种独立的剧场特性；导演也就取代剧作家，成为剧场真正的作者，阿尔托（Antonin Artaud，1896-1948）就是这种大趋势下的一个关键性人物。 阿尔托是诗人、画家，更是一个全方位的剧场人。他的各类作品密切相关，不可分割。在他多达31巨册的作品全集中，戏剧作品可谓相对单薄：一个四幕剧本《颂西公爵》（Les Cenci），一本剧场论集《剧场及其复象》，其他就只有一些信札、文章中零星的文字；而他一生中无论电影或戏剧生涯，都是一连串挫败，他生前的大声疾呼，多半被人当作疯言疯语，即使欣赏他的人，也很少认真对待。可是他所揭药的戏剧乌托邦却在他死后20年，也就是1960年代，开始发酵，经由不同国家、不同美学流派持续扩散，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剧场起了决定性的影响。美国艺评家宋姐（Susan Sontag）因而认为，二十世纪欧美严肃剧场的走向，可分为“阿尔托之前”和“阿尔托之后”。举凡演员肢体的运用、音乐的作用、剧本的角色、演出和观众空间的互动，当代剧场工作者或多或少都受到他的启发。而阿尔托本人也变成一则传奇，他对西方文化的抨击，对中产社会规范的冲撞，对原始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追求，使1960年代掀起文化反思运动的年轻人把他奉为宗师，有一段时期，不管什么剧团，演出什么剧本，从拉辛到莎士比亚，都可以跟阿尔托扯上关系，从摇滚乐手到日本舞蹈也都能以阿尔托传人自居，等而下之的，则磕药，放浪形骸，把阿尔托奉为酒神帮主。他被神化、传奇化，也在相当程度上，被人误解，甚至被糟蹋了。 1986年9月4日，阿尔托生于马赛一个船业世家。五岁时感染脑膜炎，几乎丧命，成为纠缠他一生的精神病症的根源，经常剧烈头痛、面部抽筋，要靠药物、鸦片止痛。念完初中，就开始接受精神治疗。从此，进出医院、疗养院，接受各种治疗，戒毒，就是他一生的宿命。他所承受的肉体的煎熬和痛苦，可能是进入他精神世界的钥匙。 阿尔托从初中就开始写诗，办杂志，对绘画、戏剧也都有兴趣。在心理医师的建议之下，他在1920年，到了巴黎，曾追随过巴黎当时最重要的剧场工作者，如吕涅·波（Lugné-Poe）、杜蓝（Charles DuIIin）、毕多耶夫（ Pito?f，除了演戏，有时也设计舞台和服装。在1924至1935年间，他共演过24部各类电影，曾与重要导演如贡斯（Gance）欧唐·拉瓦（Autant-Lara）合作。他也做过许多拍片计划，都末成功。 1924年，他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，但不久就被逐出。他跟超现实主义的教主布列东（Andr-é Breton）进行了激烈的笔战。他对理性的批判、对中产美学的挑战、对原始艺术的追求与超现实主义是一致的，但超现实主义的追求是人文的、美学的，而阿尔托则关注生命本质的的追求。这是他一生唯一参与过的文学运动。 演员生涯受挫之后, 他在1926年成立“贾亦剧场”（Theater Alfred Jarry）。贾亦（1873—1907）是达达、超现实，甚至荒谬剧的先驱。他以挑衅的、粗暴的言语、辛辣的黑色幽默感作为对抗社会的武器。他的戏剧没有逻辑连贯，且有意松动传统戏剧中对人物和剧情的合理化。阿尔托以贾亦为剧场命名，是以他为精神导师，且更强化了贾亦的挑衅风格，因而场场引起轩然大波，总共只演出四出戏，八场，就黯然谢幕。 1930年代，是阿尔托最盛产的年代。他开始筹划“残酷剧场”，不断发表演说、宣言，寻找经济奥援和文化界的支持，但所得回响有限。1935年，由他自制、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《颂西公爵》（Les Cenci），是“残酷剧场”唯一的制作。这是根据英国诗人雪莱的一个五幕悲剧改编而成的。叙述罗马公爵颂西挑战天理国法，不但害死亲子，畅饮他的血酒，还强暴他的女儿贝亚缇丝（Béatrice）。后来贝亚缇丝和继母、兄弟雇了杀手，暗杀公爵，把钉子插进他的眼，插进他的喉。他采用画家巴尔丢失（Balthus）的画作为背景，舞台是螺旋式回廊，让观众完全失去重心，并运用语言的咒语力量，配上慑人的音效，将观众卷入一个森然恐怖的漩涡之中。阿尔托以这个乱伦、谋杀，血淋淋的故事逼使观众面对文明最深的禁忌，使观众不安，使他在身体和精神上经历一种痉孪，这与当时观众熟悉的那种平顺愉悦的商业剧彻底背道而驰，与当时严肃剧场工作者追求的一种简单、自然的剧场美学也很不同。他的实验注定失败。《颂西公爵》只演了17场，就无法支撑下去。 失望又忿忿不平，阿尔托决定离开欧洲，开始他的文化寻根之旅。 他首先去了墨西哥，希望在印第安文化中找到他心目中仍然带有神秘主义的、活的文化。在墨西哥他参与大规模的印第安祭典，觉得又重新有了能量。一年后才回到巴黎。之后，又带著一根拐杖“据说具有魔法，曾属于爱尔兰守护神圣派翠克（St．atrick）”，到爱尔兰寻根，去寻找制作这根拐杖的一种原始文化所崇奉的老树。他在爱尔兰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并没有很多记载。只知道他与警察发生冲突，并且大打出手，在被监禁 7天之后，遣返法国，立刻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此后在长达9年的时间中，他辗转于精神病院与疗养院之间。当时在二次大战期间，精神病院的条件极差，他经常在饥饿边缘，电疗等各种折磨使他牙齿落尽，形容枯槁，似乎从一位美少年突然就跳到老年。 1945年他才回到巴黎，重新开始写作、绘画、演讲。巴黎文艺界似乎抱着赎罪的心情，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盛会，向他致敬。文化界重量级的人物，包括布列东、还有剧场大老都分别朗诵他的剧作，而毕加索、夏加尔（ ChagalI）、贾可梅蒂（ Giacometti）、沙特等人都捐出他们的绘画、雕塑或手稿，举行义卖，为他筹到百万法郎生活基金。直到最后两年，他的景况才稍有改善。1948年2月，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，他说：从今后，我要全心致力于剧场：“我构想中的一种血的剧场（un théatre de sang）。每一次演出，都要让演出的人和看演出的人都从肉身有所收获。我们不是演戏，我们是行动（On ne joue pas,on agit）。剧场其实是万物创造之源。” 这是他最后写下的有关剧场的文字。一个星期之后（1948年3月4日），他死于直肠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