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国富的任性与直觉：我的经验就是一个大数据

  网专稿 作为一名电影人，陈国富的经验很丰富，身份也很多元。早年间他写影评做杂志，为杨德昌改剧本，干的是码字的活儿；后来他当导演拍电影，从文青必看的《征婚启事》到类型化的惊悚片《双瞳》，练的是镜头上的功夫；再后来，他又去哥伦比亚、华谊兄弟这样的大公司里做了“高层管理员”，开始在更宏观的维度上运筹帷幄。

  对于如今的陈国富，电影圈里的人都习惯将他定义成“金牌监制”，从《非诚勿扰》到《画皮2》，从《狄仁杰》到《鬼吹灯》，陈国富监制的作品名头都很响亮。他辅佐过冯小刚、徐克，也提携过乌尔善和冯德伦，这一次，他又把一个他认为才华横溢的新导演带到了观众面前，这个新导演叫肖洋，他的电影叫《少年班》。

 

  陈国富跟肖洋认识了很多年，为他监制一部电影却还是第一次。在采访这俩人的时候，他们都提到了肖洋剪辑《非诚勿扰》的经历，陈国富的说法是，他问肖洋敢不敢，肖洋说你敢我就敢。肖洋的说法是，陈国富问他敢不敢剪，并且说你要敢剪我就敢让你剪。两个说法有一点点出入，但结论就是：这两个人都很敢。

 

  每一次问到陈国富所谓的监制经验，他都会从初心讲起，强调直觉，暂时性地回避后果。他认为，一部电影的商业与否，也都取决于结果的判断，而非意图或野心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把做电影当成一场赌局，下注的时候全凭自己的先验性判断。他自己也说，在这个大数据横行的年代，这样做可能是有点不合时宜了。不过现在的陈国富依然很坚定，面对与互联网对电影产业带来的种种动荡，他说，真正懂得做电影的人是不为所动的。

 

 

  陈国富做监制的时候，一直保持着一种兼容并包的姿态，他可以掌控几个亿投资的大阵仗，也可以去推动一些小成本的艺术性尝试。很多人会以为，他这是一手在精算市场，另一手在坚守这个台湾导演的文艺追求，但陈国富自己却不这么认为。他说，大有大做，小有小做，从心态上来讲，做电影是不应该有分别心的。就像这回他做的《少年班》，别人认为它卖相不好，他却认为自己的片子是“最具商业性”的，他说商业不是一种意图，而是一个结果，根本就不是创作者说了算的事儿。

 

  网：什么时候注意了到肖洋这个人和他的故事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我就让他剪了一个预告，我也没见过这个人，剪完了以后约他见面，我就问他说如果我让你剪冯小刚的电影你敢不敢？他说你敢我就敢。我们俩是这么认识的，其实在那之前他也没剪过什么长片。

 

  网：后来他跟您聊到他自己的这段经历，才想把《少年班》拍成电影吗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对，我跟他聊到这个话题是他在帮我剪《风声》的时候，有时候停下来休息会聊聊天，我问他那个求学经历，他说他是上少年班的。我说什么是少年班？我没听过。他就跟我解释了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很怪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？他就一脸纠结的表情。对他来说那个不是特别愉快的经历，我感觉。后来他想当导演，拍戏。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拍少年班？他说那有什么好拍的？我说如果我有兴趣，表示会有很多人有兴趣。就这么开始的。

 

  网：您觉得《少年班》算是怎样的一部电影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它还是一个青春片吧，青春成长片。当然我提《少年班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往什么方向去，我只是很本能的对这样的题材感到好奇，我会想看，我们总是对天才充满好奇，是一种奇观，电影就是要各种奇观。后来他写了几个人物给我看，就是现在我们电影里看到的这个方厚政、王大法、麦克、吴未，还有周知庸老师，他把这几个人物给写出来了以后，我就很确定这里头是有一部电影的。因为我一直在试不同的东西，所以我去试一个不一样的题材或者是不赶时髦是很正常的，我一直拍摄电影的经历里就没有这种一窝蜂的情况。对我来说不奇怪，我愿意跟任何人打赌，它是同档期里面最商业的电影。

 

  网：那它的商业性表现在哪些方面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就说如果有一个题材我会那么好奇得想要去看它被实现，那一定有很大的群体跟我的想法一样，因为我是一个标准很高的观众，我一年进去电影院不到几回，如果能过我这一关，那应该就可以过很多人那一关吧。这不就是商业吗？因为商业不是一个意图，而是一个结果，就是有人去看了，很多人去看了，电影回收了甚至是盈利了，那就是商业。商业不是说我想拍个商业片，它出来结果就是商业的。

 

  网：您监制过《狄仁杰》、《鬼吹灯》这样的大制作，也监制过《转山》、《星空》这样的小成本，做这两件事的时候心态有什么不同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我说这个话可能很多同行会不太相信，但是我选择一个题材的时候我是不太考虑后果的，我的标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标准。就算是《转山》也好或者《星空》也好，这么多年了还会有人提起来跟我讨论，说明它不是一个失败的作品，它是一个被人记住的作品。所以那就是我唯一的标准，我就是想做那种能留下来的东西。有些能留下来的东西当时特别受欢迎，有些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被欣赏，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。所以我的心情都很接近，就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影，或者是什么题材的电影，我一定要怀有很高的热情，因为你从一个电影的发想到去实现，最后还要去推广，过程很漫长，很辛苦，付出的精力您常常都觉得是拿生命在跟它的拼搏。如果你是怀着一点点功利的那个目的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干起来很辛苦的，你可能还不如去卖东西吧我觉得，去推销保险或者什么的，你回家就不用再担心那个事情了，我今天能做多少业绩，我今天回家我就彻底休息。但是干我们这行不是的，你是24小时，有时候你做梦还在梦那个镜头有没有拍好，周期有没有完成等等、等等的，所以我只相信那个声音吧。

 

  深耕内地市场十余年，陈国富算是见证了中国电影市场化的每一步进程。作为一个影评人出身的文学性电影创作者，陈国富说：利益的驱使算不上什么原罪，一窝蜂的流行词汇也大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主题。在互联网企业放肆叫嚣的时代，陈国富执拗地保持着一种文人气节，大致的态度就是——你们热热闹闹地去讨论吧，因为你们很茫然，所以总要找出一些主题去聊一聊，就算找不到什么正儿八经的出路，起码也能缓解一下自己的茫然。不得不说，这种我自岿然不动的姿态，真是帅爆了。

 

  网：现在都在讲大数据，您还这么凭直觉，算是有些任性吗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我确实是有点不合时宜，当然我也可以比较谦虚的说就是我没学会那些东西，我每次看到一个名词或者一个概念经常出现的时候，我也会去思考和反省，就是我是不是没有与时俱进。但是我不知道，可能我自己就是一个大数据吧我觉得，就是我积累了一些经验，我看过很多的电影，从事过很多不同的电影工作，我做了不计其数的尝试，有些是成功的，有些不是那么成功的，这些就会在我身上积累出某种数据的概念吧。而且这个行业就是有很高的赌性，你说哪有一部电影是经过精密计算以后就保证成功的，我不太信那个。

 

  网：那您的工作有没有受到互联网的影响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我个人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是一定的，因为我现在都不看碟了，都是在网上看电影，所有电影的预告和宣传素材都是在网上看的，但是我看得不多，这就是对我具体生活的改变。而且它也会改变我对电影的品位，我的审美也会随着受一点影响。但是总归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回来说故事，不管你一直在讨论说这个平台现在变得多厉害，电影的售票的概念，或者是影院屏幕数的增加，三四线城市的崛起等等的，不管怎么把这个元素弄得越来越复杂，这个计算越来越困难，但是你就是要回来，我们的故事就是回来说故事，你就是要说一个好故事，然后跟观众产生对流。那一下是在影院里发生的，真的不是在你事先的营销活动里发生的，营销活动可以把观众忽悠进去，但是你不能保证观众在电影院里面得到的是最饱满的、最精彩的经验，我们做得还是这个最根本的，这个是100多年来没有改变的，从电影发明到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改变，你就是要在电影院里面让观众惊奇，让观众感动、让观众欢笑、让观众有一丝的幸福感这个是没有变的。

 

  网：就像现在大家很喜欢说互联网颠覆电影，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那个都可以说，就是反正就是说、讨论，大家总要有一些话题在茶余饭后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同行大部分时候不知道怎么干这个行业，没谱，他没谱的时候就要抓一些概念来总结、解释，然后一段时间里面就会有点一窝蜂的这样，因为懂得怎么干电影的人是不为所动的。

 

  网：在这几年您觉得内地市场有没有一些进步的地方？有没有一些还是很令人头疼的地方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都有吧。进步是一定有的，因为市场变大了以后，利益就驱动人去发挥他的创造力，这个是不变的法则，这个是很经济学的东西。不满足的地方就是要假以时日吧，什么东西都有一个过程，中国电影发展太快了，快到他让很多人很焦躁、很慌乱，老怕错过什么东西，但是这样的心情是拍不好电影的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因为你每一个项目的孕育都是很长的时间，如果你老在一种这一台没抢到可能就做过了那种心情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好好跟观众说故事。都正常吧，我对于这种由于市场的放大，由于利益的增加而导致大家的热情，我还是比较乐观的，因为有时候人的那个动力、人的那个创造的动力、人的辛苦劳动的动力就来自于利益，我是挺坦然地接受这个发展的。

 

 

  成为金牌监制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跟他聊市场，谈经济，仿佛他身上商人气质的标签越来越明显了。但有些影迷还是期待他能在亲自做导演，拍一些像《征婚启事》那样的作品出来，而不是一味地给其他导演做嫁衣。而陈国富本人却一直在模糊这两个职位的概念，他觉得，不管你在字幕上挂一个什么头衔，做电影时的投入方式都是没有区别的。

 

  网：《少年班》这样一个电影，投资的体量在您的经历中算大的还是算小的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算是中等的，就是说它虽然不是一个站起来一溜超一线明星这样的电影，但是它要保证所有的技术含量、所有的故事、所有的表演的细节都要到位，这种到位你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。还有很重要的是它要达到一个工业标准，这是所有我参与的项目里头保证一定要做到的。就是不管我是做《狄仁杰》或者是在做《鬼吹灯》，或者是做《少年班》，它都要达到这个标准。

 

  网：因为《少年班》是肖洋的第一部作品，之前您也说过，对待不同的导演在做电影的时候相处的模式是不一样的，对肖洋是怎么样的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我跟他是太有默契了，所以合作关系跟其他导演是很不一样的，倒不是因为他是不是新导演的关系，就是我跟他工作了那么多年，知根知底了，默契很高，沟通起来无障碍。有时候那个合作经验太愉快了，我都有一点觉得是不是我们会把这个事情搞砸了，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要做出好东西需要一些矛盾的，需要有一些焦灼，需要有一些争执，但是我跟他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所以对结果满意，而且对过程还是有愉快的，这个比较少见。

 

  网：您在面对这样一个新导演的时候，会不会为了他的前途而自己有些压力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我不管面对什么导演，我的压力都是存在的，因为我就是不太允许作品的结果是失败的，所以就会有压力，这是一种责任，当然也是一种荣誉感。我其实没有把他们当做新导演，在工作过程中这个因素不太会存在，反而他们会提醒我说这个方面我不太有经验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。可能拍过几部戏的导演就不好意思这么提了，不好意思提是他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，因为他的损失就是他可能碍于情面，就没有得到更多的经验。新导演这一方面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他总是期待你不管给他各种养分，给他各种更有效率的方向。我也比较善于跟这样的心理素质的导演合作，不一定是新旧的关系，是因为他愿意开放他自己，只为了结果的美好。

 

  网：您会不会把监制当成自己的一个主要的职业来看？

 

  陈国富：外界常常在问我这个问题，但是恰恰是一个我平常不思考的问题，就是事情来，我就被吸引了，有时候是因为情感因素，有时候是因为题材的关系，有时候是因为我想象那个结果特别令人兴奋，我就很忘我的投入了，我没有去算计说哪些是监制，哪些是我自己应该导演的，以及我未来应该怎么规划，我是有一点走一步算一步那的人吧，可能未来还是会继续保持这种步调吧。